整理旧书柜的时候，我在一本词典里发现了一个信封。
信封是黄的，边角已经软了，上面写着一个我很熟的名字。
那是我高中同桌的名字，我们已经二十年没有联系过。
信没有封口，也没有贴邮票，显然从来没有寄出去。
我把它拿出来，坐在地板上读完了三页纸。
字很小很挤，是我十八岁时那种想省纸的写法。
信里讲了一件很小的事，那年秋天我们吵了一架。
起因是他把我的一道题解法说给了别的同学听。
现在看来这实在算不上什么，可当时我觉得被出卖了。
我们冷战了两个月，中间隔着一张只有四十厘米宽的桌子。
信是那两个月里写的，语气很硬，最后一段却软了下来。
最后我写道，其实我不是生你的气，我是怕你有了新朋友。
十八岁的我显然没有勇气把这句话交出去。
后来我们和好了，是因为一场大雨，我们共用一把伞回家。
谁也没有提那两个月，就像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高考之后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，联系慢慢就断了。
不是吵架，也不是谁做错了什么，只是各自的生活越来越满。
成年人的友情大多不是断掉的，而是被日子一点点推开的。
读完那封信，我打开手机，翻了很久才找到他的号码。
手指停在拨号键上，停了大概有三分钟。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二十年不联系，第一句话太难开口。
最后我发了一张照片过去，就是那个黄信封。
过了四十分钟，那边回了两个字：还在啊。
然后是一长串省略号，然后是一句你现在住哪儿。
我们聊到夜里两点，说的全是些没有意义的小事。
谁的头发少了，谁的孩子几岁，哪个老师退休了。
他始终没有问信里写了什么，我也始终没有说。
有些话过了二十年，它的作用已经不是被读到。
它只需要存在过，只需要在某个下午被自己重新看见。
我把信放回词典，合上，塞回了书柜最里面的位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