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的床头柜最下面一层,放着一个铁盒子,从来不上锁。
盒子里全是照片,最早的一张已经泛黄,边上有一圈白边。
那是父母结婚时照的,两个人站得笔直,谁也没有笑。
我小时候笑话他们表情严肃,像在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。
母亲说那时候照一次相要花掉一个人半个月的工资。
所以谁也不敢乱动,怕拍糊了就没有第二次机会。
这句话我当时没在意,很多年后才觉得它说明了很多事。
盒子里还有一张我周岁时的照片,是在照相馆拍的。
背景是一块画着蓝天白云的布,我坐在一只木马上大哭。
母亲说为了让我不哭,父亲在旁边学了半小时鸡叫。
最后照片还是哭的,但他们决定就要这一张。
后来家里有了相机,照片一下子多了起来,也不再稀奇。
再后来有了手机,我们一年拍的比过去一辈子还多。
奇怪的是,能被翻出来看的,还是铁盒子里那几十张。
手机里的两万张照片,我一年也点不开三次。
我想原因不在数量,而在拍的时候有没有下决心。
一张要花半个月工资的照片,会被认真地站好、认真地保存。
一张随手拍的,从生下来那一刻就注定要被滑过去。
去年整理东西,我在盒子最底下发现一张我没见过的照片。
是母亲年轻时的单人照,穿着一件白衬衫,站在一棵树下。
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,只有日期,没有地点,也没有名字。
我拿去问她,她看了很久,说那年她二十岁,刚考上师范。
我说你笑得真好看,她说那时候不知道以后要过什么日子。
说完她把照片放回盒子,压在最底下,动作很轻。
那个位置我后来想过很多次,它既没有被扔掉,也没有被拿出来。
人一生里大概都有这样一张照片,放在自己能找到的最深处。
它不用被别人看见,只需要在某个下午确认它还在。
我把铁盒子重新放回柜子里,位置一点也没有挪动。
回北京的火车上,我把手机里的照片删掉了一千多张。
剩下的那些,我第一次一张一张地看完了。